Emir Kusturica & The No Smoking Orchestra

  1984年乐队首张专辑Das ist Walter 发表，大卖100000张以上，乐评称他们为Gypsy techno-rock band！一时间，他们成了年轻人的宠儿。同时，主唱Nele还出现在电视上编撰一档讽刺南斯拉夫政治的虚拟新闻节目“Surrealist Top List”。大规模的巡演业已排定，光明的前景似乎正等待着他们。可是就在第一场演出中，Dr Nele Karajilic由于一句无心的双关语被认为当众挑明了铁托已死（尽管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）而这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。于是乐队立刻遭到媒体封杀，巡演也全部取消。顶着重重压力，乐队设法在次年发行了专辑Dok cekas sabah sa sejtanom（同魔鬼一起等待安息日）。这个标题借用自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文化，揭示出乐队同民族文明不可分割的联系。由于官方的封杀，该专辑成绩一落千丈，乐队遭遇极大危机，不少成员离开了队伍。 不过，乐队还是顽强的继续下去了，并且吸纳了数名新成员。当时已经在威尼斯和戛纳拿过大奖的导演Emir Kusturica于1986年入队担任bass手，也分担歌曲的写作。1987年，专辑Pozdrav iz zemlje safari（来自非洲大陆的问候）卖出了90000张，而政局的变化也使乐队得以重新开始巡演。1989年，前南局势日趋紧张的同时，乐队录制了第四张专辑Male price o velikoj ljubavi（伟大爱情的小故事），Nele再次现身Surrealist Top List的续篇中并在电视上预言了即将充斥所有屏幕的血腥*****。 就在战争爆发前夕，Nele Karajilic搬到了贝尔格莱德定居。1994年，他和一批更加年轻的乐手重组了the No Smoking Band，包括库斯图里卡的鼓手儿子Stribor Kusturica。如果说原来的乐队抒写的是萨拉热窝下层平民的生活、醉醺醺的铁路工人们的故事、贫瘠的出租车司机的悲苦等等，其中回响着朋克的呐喊，那么，新的乐队，则更加深入到巴尔干民歌传统之中。新的成员们谙熟民谣和吉普赛音乐，在此之前，他们也像许许多多祖辈一样，为人们的婚礼葬礼舞会宴席而演奏或快乐或悲伤的音乐。同时，他们也对一切音乐敞开胸怀：他们之中有演奏爵士的萨克斯风乐手，小提琴手15年来一直在酒吧和饭店演奏巴尔干传统音乐，鼓手则是reggae的爱好者。。。正如巴尔干半岛本来就是东西文化交会、不同宗教冲突融杂之地，新的乐队风格更加多元，但始终坚持不变的一点就是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秉承吉普赛人的传统，乐队的根基永远扎在生活的土壤中，他们唱的仍旧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所思所想，这让他们的音乐一直散发着新鲜的活力，因为生活的土壤永远是最最丰饶的土地。 1997年the No Smoking Band发行了专辑Ja nisam odavle。1998年乐队为Emir Kusturica的电影“黑猫白猫”谱写了原声音乐，之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巡回演出，其间也出席了威尼斯电影节并经常出现在热门电视节目中。2000年，乐队以Emir Kusturica&the No Smoking Orchestra的名义发表了新专辑Unza Unza Time，库斯图里卡亲自为此导演了一支音乐录影带。